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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三岁时跟随父母从香港到了上海。

回国后，父母亲来了镇江，协助伯父在三官塘开了镇江首个建材企业源源砖瓦厂。我和哥哥二人则留在上海，与二伯母一家同住在金陵东路，由一位镇江来的刘姓保姆照顾。伯母家里已有四个孩子，加上我们共六人，我在其中是最小的，平日里在一起疯玩也不感寂寞。

堂姐们经常教我唱越剧沪剧，我们将床单挂起偷穿大人的衣裙，脸上红绿不问，胡乱装扮穿上不合脚的大鞋，闹腾一阵后，丢下的一地鸡毛都刘妈来收拾。当时我学了个唱段：老黄牛呀肥又大，土改以后到我家，耕起地来顶呱呱。六个人中谁来当牛呢？个头体重无一人合适，我认为刘妈最像，因为她姓“牛”。于是我出面央求她来担当这个角色，交换的条件是保证三天临睡前不讲故事。孩子们也不知牛耕田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有了牛的替身，大家前呼后拥地高兴了一番也算是场戏了。晚上我临睡前让哥哥提出要刘妈讲故事，理由是作保证的是我而不是他。有时，我也会为歌词中老黄牛的“肥又大”在心里纠结不停，虽说没有去过农村，但是知道肥又大是形容猪的，牛肥了是耕不动田的，编歌词的人是否会被罚站思过呢？多次忍不住询问，他们总是笑我，没有答案。

伯母的厨艺不错，清淡原味的潮汕菜和浓油赤酱的上海菜都很合我们的口味，地域的变迁也没有让我们感到太大的不便。伯母每天在买菜前逐个问询喜欢吃什么，几个毛孩子七嘴八舌乱说一气，她全都一一答应。每天午饭是最热闹的时刻，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最爱，二位大人先是不语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会为我们每人碗里夹上不同的平衡营养需要的素菜，并哄大家全部吃完，不剩饭碗的人为“先进”。有时伯母买菜回来后会拿出一串穿好的茉莉花，花最终专属吃饭表现好的人。五岁的我曾目睹了伯母用面粉发酵做潮州点心，好奇心大发后，便瞒着大人学着用面粉加水调制，以为这就是发酵，几天后发霉长毛了，我害怕地连同玩具小锅一起偷偷丢掉，这事一直在我的心里当个小秘密存放着。

每周刘妈都带我们去长宁路的外公家。除了和阿姨舅舅嬉闹外，我总是喜欢坐在钢琴前，看着阿姨的一双手弹出优美的声音，幻想着我将来也能如此。当她不练琴，我就用小手在上面一个个键地来回弹，直到吃饭才肯离开琴凳。大家看我如此痴迷，索性将我的乳名改为哆来咪。

每次去外公家，外公总是爱怜地看着我们，让保姆多做些菜，并吩咐常带我们去红房子西餐厅。我一知半解地知道了什么叫罗宋汤，凯司令的蛋糕为何好吃，以及城隍庙的五香豆、南翔的小笼包、乔家栅和老大房的糕点，至今我还很喜欢和怀念上海的小吃。

阿姨舅舅也常带我们去国泰剧院看电影，我们经常是从电影一开始，就小声地为好人坏人是谁争个不停，要是争到电影结束也没有个结果，回到家还会继续。

父母和我们聚少离多，刘妈常带我们往返于上海和镇江之间。每次上了火车坐定后，我们总是齐刷刷地趴在窗口，用上海方言喃喃自语：“有宁（人）特（脱）班伐？”每次看到月台上行走匆匆的人，就想探个究竟是否就是他。发车铃响后，哥哥总会叹口气“没人脱班”。那时他也不清楚到底是在期盼看到哪种结果，是追赶奔跑失望的遗憾？还是惊魂未定在最后一刻上车的幸运？此举好像是我们乘火车例行的必修课，这个情结在他身上延续了好多年。

每次回镇江也很少看见父母，总还是刘妈在陪着我们。有天早上，看着父母又要出门上班，我心里郁闷极了，拿起桌上的一碗泡饭就摔在地上。母亲以为我是对早饭不满意，忙哄着给了好几个承诺，当时六岁的我虽然无法确切表达，但父亲还是体察到了，决定让我们兄妹回到镇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

上一年级时，虽说家里有刘妈和阿凤两位保姆，但父亲提出约法三章，要求我们每天洗自己用的碗和手帕。记得当时手帕是贴在玻璃上晾干的，收下后要求折叠好才行。我们俩尽管不会也是认真地学着去做。有次我出门后回来拿红领巾，看见刘妈在重新洗我们的碗，我高兴极了，当天下午就和哥哥密谋，今后洗碗可以偷懒不要那么认真。不知是谁告密，父亲晚上回来让我们罚站思过，表示坦白从宽，如十分钟后不主动交代，他可以从我们的舌头上查验出来谁在说谎。我听过匹诺曹说谎鼻子会长长，舌头上又会怎样呢？纠结了一阵子还是主动认错，做了一番检讨保证。事后我也多次照过镜子，臆想着说谎时舌头有哪些变化。

岁月如白驹过隙，但童年的记忆依然清晰。